海报 | 奋进昭通，2021年11月大事记

来源：拜赐之师网编辑：汕尾市时间：2025-04-05 15:35:56

从上述规定中也可以推导出公平利用权的权利内涵。

审计法修改在增强审计监督独立性保障方面完善了相关制度。从权力监督形式上看，不仅需要外在监督，也需要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监督，审计监督则是立足于行政系统内部，从专业角度出发，推动法治政府的实现，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以，在既有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衔接具体操作规则，促进两者之间及时、即时的贯通协调，更好发挥人大制度下审计监督的支撑作用。回顾审计制度在1982年之前的发展历程，虽然历经曲折，但党一直对其不断完善，在组织架构的建设方面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尤其注重财审分离，完善制度配套规则（张希坡，1982）。审计监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机制，自此，我国审计监督制度体系日臻完善。这对促进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将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何准确、全面实施该条的立法原意，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在这份报告中，把审计机构定位于相应权力机关的派出机构，接受权力机关的领导以及同级人大常设预算委员会的检查监督，负责对预算收支和经济财务活动的审计和监督（于明涛，1999）。

由于曾参与制定1954年宪法，胡乔木熟悉国内外宪法制度，并敏锐地觉察到审计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性，加之经济快速发展对审计制度需求的推动，社会对审计监督的普遍期待，在宪法修改中予以回应成为必然。此后，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需要，《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颁布（1934年），党通过该条例做出了审计制度的重要创举，设立中央审计委员会（钟庆椿，2003），该委员会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享有拒绝审查权、独立调查权、处罚（建议）权等权力，独立于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并对其制约。再次提醒，以上这个判断，并不等于否认根本法之类内容的重要性，这正是它之所以是一部中国宪法而不是美国宪法或德国宪法的根本原因，并且宪法教义学也应当认真对待此类内容。

只不过，由于哈特认为存在三种次级规则：承认规则、审判规则[37]与改变规则，那么宪法究竟在性质上是哪种二阶规则或次级规则？答案就只在承认规则与改变规则之间徘徊，因为审判规则无法全面对应宪法。[16] 这样一来，法理学似乎成为一种带引号的法学，甚至干脆就是一种法盲的法学。但宪法显然不等于整个法体系，那么它只能是关于整个法体系的。[17]在我看来，这是部门法学之外的理论法学——例如法理学与法史学，之所以还属于法学的唯一原因。

除非法理学能以如下方式满足以实在法为对象的要求：它并非如同部门法学一样直接以实在法为对象，而是间接以它为对象。这就是我过去反对宪法与法律这个称呼，而代之以宪法与其他法或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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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宪法学I：具体化与抽象化（一）我为何会关心宪法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二，如果宪法之所以是宪法并不来自其作为根本法的地位，那么它就无法覆盖一国实在法体系的全部领域，于是它将只是一国实在法体系中的一个成员，而用来表述该单个成员地位的既有名词就是部门法。只不过由于宪法的特殊地位，它可能是其中最有力的那一个。所以，如果以实在法为对象是法学的定义要素，那么法理学可能根本就不是法学，尽管它的确是与法律有关的研究，而且还可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研究。

[27]其二，宪法是法体系的构成性条件或要素，[28]或者说，任何一个法体系必然包含一部宪法。近年来关于比例原则的讨论尤其证明比例原则具备（适用于私法之）普遍性的各种努力，实际上就是关于公法是法律总则的努力。主张2——宪法学是整个法学的总论。回到法律的领域，一旦排除特别法，那么部门法总则必将是分则完全归纳的结果（抽象化），而分则就是总则的具体化。

但山西人却不是应当而只是习惯吃面条，不吃面条也不会面对批评。同理，作为一个法理学者，我即使对宪法或宪法学感兴趣，也没有理由隔行研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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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承认，其中的很多讨论的确有意义，但我不认为有充足的宪法意义，因为《德国基本法》毕竟没有冠以宪法的名号，它根本就不是《德国宪法》，更加无法从中直接得出关于宪法性质的看法。尽管如此，却不能由此做过分联想，误以为根本法就是宪法的必然属性。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了相遇的准确意思：这是一种单向的指向关系。注释: 夏正林、张翔、李海平、翟小波就初稿给出意见，谨此致谢。但这个理想的价值为何被叫作（价值上的）一般呢？这是因为，既然是不受制于实在法规定来讨论哪个价值最佳，那么这个讨论一定不存在国别上的差异，它就只能是一般的。在过去的讨论中，我能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其一，法理学是‘间接以实在法为对象的研究。三、关于宪法学II：法理学如何与宪法学相遇（一）法理学为何会关心部门法：一般与个别让我从这样问题入手：法理学是法学吗？或者，法理学如何证明自己是法学？对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部门法学而言，这样的问题不难回答：无论部门法学的范围到底有多广泛，但其之所以被叫作法学的核心原因，是它们一定要围绕着实在法这个本国目前正在生效的法律来展开。以上说法显然有语焉不详之处，它看起来无法回应如下追问：如果某国的宪法虽然没有成文化为《宪法》，但因为某些原因，该宪法的特殊稳定性基本无法挑战，那么该国宪法的成文化其实是不必要的。

要想理解这个说法，就需要回到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一般与个别关系当中。相反，天鹅会飞与澳洲黑天鹅（会飞）则明显属于具体与抽象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直接说明法理学的性质。[9]既然我反对法理学是法学总论，那么我是不是对宪法学的类似定位保持中立呢？并非如此。

由该特殊地位出发，宪法在性质上就只能是最高法而非根本法，于是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就不会是具体化的关系，并且这还会决定宪法很多重要特征，如宪法的成文化或法典化以及对宪法解释的基本理解。但只要这个特色掩盖了宪法的最高法地位，那么它就必须收缩回来，以确保那个实践还是关于宪法的实践。

非常明显，除了在范围上的差异之外，这基本上就是民法总则之于民法典，民法总论之于民法学的定位。但以实在法为对象这个标准，似乎并不适合法理学，因为既不存在一个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理法的实在法，也不存在一个一般性的实在法。正是因为成规有免于单个或少数成员有意图改变的性质，所以作为成规的宪法惯例，经常能够满足独特稳定性的要求。必须注意到，这些无法被作为整个法律总则之宪法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有可能是法体系的适当内容，尤其是当它体现了法律体系的新进展，而宪法一旦是全部法律的总则，那么这些新进展就不再有可能，因为这无法被完全归纳所容纳。

但这两种习惯明显不同，只有前者具备应然属性，并因此能够成为行为判准。这样一来，虽然仍以合宪来冠名，但合宪性审查却只事关是否违宪，只能做出违宪与不违宪的判断。

究其原因：其一，无论怎样来理解法律的性质，体系性（systematic nature）都一定位列其中。[5]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27-141页。

[41]虽然我认为拉兹大体上是对的，但他的看法还有再结构化的可能，我因此将其中的第二项（宪法的持续存在）、第三项（宪法的正式表达形式或宪法的成文化）以及第六项（宪法拥有独特的修改程序），重组为宪法之实在法命题的第二组子命题。与上段最后的结论相关，一个仅有宪法性法律的国度，如果没有一套机制来确保它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会是真正的宪法国家。

也就是说，它一定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和德国。篇幅所限，仅举宪法实践中的一例。然而，性质上的差别并不使得二者毫不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其他部门法势必通过诉诸宪法的这种独特地位，以证明自己是本国法体系中的合适成员。也就是说，只有将宪法视为整个法律的总则，才能使得看似零散庞杂的一国法规范最终凝结成一个整体并形成完整的法体系，否则就很难说存在法体系这回事了。

同样在性质上，如果对宪法实在法的性质理解与对宪法的性质理解不一致，那么应当以后者取代前者。只不过，一个是受制于实在法规定的非理想理论或不纯粹的价值理论，一个是摆脱实在法拘束的理想理论或纯粹的价值理论。

所以，宪法学一定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对象，民法学一定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对象，如此等等。这个略显重复的表达，实际上表明了具体化的准确含义，那就是：归纳的结论必然在个体中展现，否则它就处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之外。

其二，法理学只讨论修宪的理由或根据，不讨论修宪的实际与条件，后者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关于政治力量对比的事实问题。但由于已经谈到的理由，这种对宪法的根本法理解将只能是关于宪法的辅助性观念，它甚至都无法被叫作宪法的次要观念，因为它与宪法的性质并无必然的关联，尽管它的确透过宪法教义学作用于宪法实践，甚至成为那个宪法实践最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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